爱情，一方面总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和向往，一切现存的东西在它的光芒下都显得苍白和平庸；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类原始的欲望的彰显，它的泛滥也令人感到惊恐和可怕，所以说爱情是平静的海，也是汹涌的浪。爱情在一切文化中，首先表现为一种理想至上的超现实性，而又因这种超越性转而为一种不安分的因子，其活力和激情就变为冲破一切束缚的破坏性。我不妨大胆地说，爱情是文化的一个通孔，通过这个通孔来看文化的世界。《庄子·秋水篇》说：“是直以管窥天，以锥指地，不亦小乎？”这是一句嘲笑眼界狭窄的人的话，我却以为，管锥之见固然狭小，但却是一个基点，一孔之见可以成为一个观念、一条理念。通过这个通孔看一看有那些文化的因素，这也不失为一个消遣的法子。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可以成为文化的通孔的，它还需要悲剧的洗礼。悲剧这个词，在西方是一个哲学的和美学的范畴，我们这里所指的悲剧是：对人类生活的悲剧性的文化观念的把握和觉醒的一种悲剧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起源于生的艰难或死的恐惧。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海德格尔则说人需提前进入“死亡状态”，这都是悲剧意识的觉醒。西方人是用作为戏剧形态的悲剧来表现悲剧意识的，而在中国，“诗可以怨”、“长歌当哭”等都是悲剧意识的体现。为什么说爱情一经悲剧的洗礼便成为一个文化的通孔呢？这是因为爱情是代表人类生活方式的理想一端，而悲剧则是人类生活的现实的一端，爱情是人的非理性的一端，而悲剧是理性的一端，这两端相撞击便造就了真正的人生，人生的面目便真彩起来了。爱情理想的现实性幻灭正如悲剧，悲剧恐惧的艺术性净化犹如爱情的圆满。 

　　西方悲剧中，一直都充满了爱情的主题，从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到欧里庇德斯的《美狄亚》，到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再到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等等，在其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总是因为种种的阻碍而不能结合，于是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抗争，最终则多半是以死来殉情，从这里看到的便是西方文化中抗争与毁灭的主题精神。而在中国的爱情悲剧中，相恋的双方的距离则表现了文化精神之所在。我们常说：距离产生美。这句话大抵上是从英国心理学家布洛的“心理距离说”那里而有了美学的依据。但我所说的距离是文化的距离，不是心理的距离，也就是“我拼命的追求，你却拼命的逃避”，因此情与礼、欲与理便是这里的主题了。《诗经·关雎》便是追求者的叹息：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髦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关关雎鸠”这开头是“起兴”的方法，在《诗经》中有很多以鸟起兴的大抵都是爱情诗，大抵在古人的心目中鸟儿自由的飞翔便如爱情的升华。这背后的说话者是一个追求者，或者干脆说是一个暗恋者，“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这是单思的痛苦，“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是追求的方式，是用音乐来取悦对方。为什么要用音乐来献殷情呢？这是有特定的文化意义的，因为在古人的心目中“礼”与“乐”实是二而一的，所谓“制礼作乐”，《荀子·劝学篇》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礼记·乐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者，殊事和敬者也。乐者，异文和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此处的追求者则真是君子，“发乎情，止乎礼”。这爱情便有了时代的哀怨了。有的诗经研究者解释这首诗，认为“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双方结合而奏乐的场面，这里边的哀怨他没有看到，这里边透出的是淡淡的悲剧意识，结果我们不知道，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呢？或终于还是求之不得呢？在这里礼是爱情的文化距离，也可以说是爱情的基础。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学家、哲学家弗洛姆写过一本名叫《爱的艺术》的书，他在书中认为爱应以博爱和上帝之爱为基础的，我们中国人会觉得很奇怪，爱不是应该有一个对象吗？我只爱他（她）一个，至死不渝，怎么能以博爱为基础呢？这爱情又与上帝扯上什么干系呢？其实正如我所说的中国的礼一样，既是距离，也是基础。弗洛姆是看到了西方社会的爱的模式的衰落的，他认为爱是自私的、排他的，所以要以博爱和上帝之爱为基础，这样才成就伟大的爱。这便是文化的问题了。 

　　《诗经》中的另一篇《蒹葭》的悲剧意识则更为深婉：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逆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流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回从之，道阻且右；溯流从之，宛在水中沚。 

　　钱锺书先生认为这首诗与《汉广》“二诗所赋，皆西洋浪漫主义所谓企慕之情境也”。“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伊人，我的她，是理想化了的，便激起了追求者的热情、想象和勇气，而两者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宛在水中央，宛在水中坻，宛在水中沚，总是可望不可及的，据考据家的考究远古男女隔离的制度，是以水为界的，所以说水也可以看作是礼的象征。在水一方，在水之湄，在水之涘，都意味着礼的阻隔。 

　　西方的爱情悲剧之所以达到了一种惊魄的超越性，是由于双方站在一起反对旧势力，以死亡来震撼旧势力，而中国的爱情悲剧模式则因一方的退缩从而使追求理想的超越性和破坏性转而为文化理想的礼的维系，结果是追求者只有用文化的理想来证明自己追求的合理性，以无边缠绵的哀怨来证明自己心中的道德力量，同时也保证了礼的神圣性。其命运便只有在中庸式的循环中叹息和悲伤了。至于《孔雀东南飞》模式的爱情悲剧则多是由制度文化所造成，而我此处所说则为文化的内在性。 

　　我以上虽是以文学作品为例的，但却确实反映了一定的现实问题。这都是为了使诸位能以轻松的心情来了解中国文化中的礼的特征、伦理的意蕴罢了。中国文化之深广，我的见识真正的是“管窥蠡测，不亦小乎”了。 

　　文章以爱情为话头，我亦愿以爱情为煞尾。“文化也许足以改变爱恋的形式，但却是永远抑制不住它的”！